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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me tài xỉu đổi tiền:还原真实的蔡京: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如何“矛盾”地重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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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近出版的《蔡京沉浮》是陈歆耕继《剑魂箫韵:龚自珍传》之后的又一部传记。陈歆耕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和文化批评随笔创作,并不专力于传记的撰写,却接连出版两部传记,尤其是第二部传记的传主蔡京,并非贤臣名相,其“奸贼”形象深入人心。而我们知道,为历史反面人物立传,极有可能成为落入俗套的“翻案”之作,或是新“官场现形记”类的黑幕传奇。显然,为一个“奸臣”书写传记,对于陈歆耕来说,看似并非明智之举:其一,陈歆耕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,进入一个陌生领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;其二,传记写作并不能像报告文学任由想象叙事,也不能似文化随笔投入更多的情感和批判,而陈歆耕却摒弃最为擅长的文体,涉足较陌生的领域。在阅读了陈歆耕的《蔡京沉浮》后,这些疑虑均被打消,陈歆耕将其擅长的两种文体结合,经过《剑魂箫韵:龚自珍传》的试验后,得心应手地运用于《蔡京沉浮》中,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传记文体特征。

蔡京画像


一、谨严的史家精神

人们对蔡京的评价,一般停留在《水浒》和《岳飞传》等文学作品中的“奸臣”形象。人云亦云,肆意褒贬,不是传记作家应有的态度;对于清代学者王夫之《宋论》中认为蔡京为“元祐党人碑”“花石纲”“靖康之变”祸首之罪责,不加辨析就盲目认同也不是一个严谨学者所具备的风范。传记贵在实事求是,传主的是非功过,必须秉笔直书,评价无论褒贬,理应直言不讳。陈歆耕作为一名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型作家,在《蔡京沉浮》中,遵循了谨严的史家精神,以批判的眼光、理性的笔触,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官宦生涯。

《蔡京沉浮》


蔡京24岁科举及第,排名第九,受到当朝宰相王安石的重视,可见其并非庸才。而且蔡京也并非毫无作为的庸臣,不然为何其能宰相在任十八载有余。那么,蔡京如何从位居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高官,成为遭后人唾弃的奸贼之首?蔡京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,曾四次被贬,复又委以重任,人才济济的大宋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人担任丞相?对于一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“奸贼”形象,陈歆耕并非为蔡京翻案,因为他知道,无论怎么客观评价蔡京,其人“巨奸”“巨贼”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。但蔡京如果一无是处,或者是十恶不赦的奸人,能为官大半辈子是很难想象的。相对来说,北宋时期官员的言论较为自由,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,子孙有逾此事者,天必殛之”。(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)北宋的谏官可以参与朝政,拥有监督帝王,弹劾百官以及丞相的权利。简单粗暴的脸谱化评价必然会遮蔽蔡京更为丰富的性格面向,于是陈歆耕在传记中精细地考察蔡京的人生轨迹,描绘出其复杂的性格,客观评价其功过,肯定了蔡京被“奸人”形象遮蔽下的为官执政能力,及其智慧和创造。如蔡京主持的茶、盐、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,对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产生深远影响,成为了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范本;为了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,蔡京大力推行货币改革;兴建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等,百姓的推行力度之大,其前瞻性的社会经济理念和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,确有可圈可点之处。难怪有研究者认为蔡京变法“牵涉面之广、影响之大恐怕不亚于王安石变法”。

拨开历史的迷雾,还原一个真实的蔡京,重点是如何公正地评价其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的双重形象,而二者又是如何在蔡京身上“矛盾”地重合?目标虽然明确,但具体写作难度较大。首先,蔡京的“奸贼”形象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,要改变读者对其印象,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。其次,宋代史料年代久远,如果不是专门的宋史研究者,另起炉灶开辟新的创作领域,并非易事。蔡京传记的撰写建立在相关史料的收集、爬梳与辨析的基础上,做到了论从史出,言必有据。作者还特意列出了两部学术著作为参考文献,即当代宋史学家杨小敏《蔡京、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》和曾莉《蔡京年谱》。当然,陈歆耕在写作的过程中所参考的远远不止这两部,从其部分言论中,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涉猎的知识非常广泛。陈歆耕起先是被宋代文人墨客雅集西园之胜景所吸引,打算创作一部《北宋“西园雅集”记》,在收集相关文献时,“书柜中不断填入涉及宋史的各种书籍,以致我要买一个新的书柜来存放新购入的书”,而且在《全宋笔记》出版后,“便先购来最想读的二十多册,从容品读”。除《宋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,陈歆耕在《蔡京沉浮》中大量引用了《宋人轶事汇编》,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宋代史料辑集,主要以各种笔记,诗话为主要搜集来源,是较典型的“野史”。而我们知道,官修史书虽以“微言大义”“春秋笔法”为目标,但因其有“后朝修前朝史”传统,既有史官的个人倾向性褒贬,也有统治者是否认可等因素影响正史的真实性。有观点认为,辑录历史人物趣闻轶事的“野史”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史更有参考价值。因此,《蔡京沉浮》并没有因为部分材料来自“野史”而在可信度上打折扣,反而因此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,并增强了行文的趣味性。

蔡京行书《节夫帖》


作者还不辞辛苦,亲赴蔡京的出生地仙游县枫亭镇进行考察探访,与其家族后人交流,听取故里乡亲的评说;实地踏看蔡京墓地,身临其境以获得直观感受,弥补了史料的隔阂所带来的不足。陈歆耕的这次蔡京故里之行可谓收获颇丰:族人的评价与书稿的书写理念形成呼应,搜集到蔡襄、蔡京、蔡卞等的珍稀书法文献并编入书中。不可否认,蔡京在书法上颇具造诣,既是其才能的展示,也是他能在官场游刃有余的资本。而且书法恰巧成为蔡京与徽宗之间密切关系的纽带,也正因为如此,蔡京才屡次被重召回朝廷委以重用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30多万的初稿,作者并非是在电脑上用键盘输入,而全部是用水笔一笔一画写成,虽然作者称是为了保护视力,但我想更多的是为赋予传记写作一种庄严仪式感,在学风较为浮躁的今天,在众语喧哗的“写宋热”,以及从“悲悯”到“艳羡”,由贬抑、否定到美化、推崇,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评价中,踏踏实实地回归史料,对这段历史进行严谨审视。陈歆耕这种将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实地考察体验相结合的方法,既体现了本书的学术性和严谨的写作态度,也深化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,并将传记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二、独特的传记体例与书写范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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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传记的写法多是围绕传主生平而展开,以便读者较清晰地把握传主的经历与变化脉络。于是,我们经常读到的传记大多为单线叙事,用小说化或报告文学化的手法,讲述传主的生平事迹。陈歆耕读到的几部蔡京传记,令其大失所望:“小说化、脸谱化、简单化的手法,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,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。”蔡京是一个有着“定论”的历史人物,如果不变革书写理念,不在写作构思上有所创新,那么重写蔡京传记将毫无意义。

为了能还原,或者部分还原所撰写人物的真实经历,有责任感的传记作家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爬梳史料,辨伪存真的工作之中,让材料真实地呈现出历史细节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,作家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?如何构思和布局篇章结构?采取何种手法进行创作?作者理性地对待北宋历史和蔡京,并没有迎合人们对蔡京的成见,而对其奸贼形象大加渲染,也没有着意为蔡京翻案,刻意夸大其功绩。读完这部传记,我们会发现其行文构思与众不同。无论是《蔡京沉浮》,还是陈歆耕的第一部传记作品《剑魂箫韵:龚自珍传》,看似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,实则为作者尝试传记写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。

蔡京的一生可谓仕宦沉浮,从权倾朝野,到晚景凄凉,最终定格为北宋覆灭历史的罪人,其中可以讲述的故事有很多。但《蔡京沉浮》从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关系起笔,以史志和年谱所载的历史大事件为依据,在朋党之争,与徽宗惺惺相惜,以及兴学、创建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等方面,全方位展示蔡京“官场人格”的精神图谱。《蔡京沉浮》的行文结构看似毫无章法,但其中线索的选择较为巧妙。该传记虽重点讲述其仕宦沉浮,但在诡异莫测的政坛风云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,聚焦蔡京的形象刻画。

为蔡京作传就必须在严谨的历史叙述中,运用令人信服的史料直击传主的内心,在个人体验与历史感悟的连接点上,与传主久远且隐秘的人生进行对话。张居正编撰的《帝鉴图说》中“任用六贼”,讲述了蔡京创“丰亨豫大”之说,诱导官家安享太平盛世,奢侈消费。蔡京等人的用意是先投其所好,燃起宋徽宗本就有追求奢侈享受的强烈欲望,然后君臣上下共腐。官家挥霍无度,纵情声色;臣子卖官鬻爵,奢华糜乱,是北宋灭亡前夕重要的时代征候。《蔡京沉浮》与《剑魂箫韵:龚自珍传》相比,又是一个全新的结构,尽管两部传记的谋篇布局不同,但都是基于传主人生经历,均有助于实现作家的创作初衷。《蔡京沉浮》在展示其“奸雄”形象的同时,解剖了蔡京复杂的“官场人格”的滋生和形成过程。本书在第八卷“不倒翁”中,花费了大量笔墨对蔡京作为一种特殊官场人格标本,进行了较为精细的考察和解剖。蔡京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,居宰辅时间之长,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屈指可数,可见其自有过人之处,也彰显其超常的官场生存能力。相对于讲述社会人生经历的“脸谱”型传记,直击内心的人格书写更显出作者的综合分析能力。

正如陈歆耕所言,蔡京“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、文学研究价值,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”,同时,蔡京也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独特个体。如果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描述蔡京“官场人格”的形成,是为了揭示其与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的关联;那么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,则是让读者对蔡京这个独特个体产生更清晰的认识。陈歆耕在写《蔡京沉浮》时,联想到了法国政要约瑟夫·富歇,因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:“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,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;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,后世对他更欠公允。”不仅如此,他们遭到人们唾骂,却几乎无人认真考察其人格。陈歆耕不满于将蔡京简单概括为一个“扁平”的奸贼形象,而是要将其描述为性格多元的“圆形人物”。于是,作者在《蔡京沉浮》中将蔡京初入仕阶段的直言和诚实,与后来的狡诈与圆滑进行对比,从而明确其复杂官场人格形成的原因。蔡京、蔡卞俩兄弟,同父同母同进士,同入“奸臣传”,但兄弟二人却屡屡因政见、为人之异生隙,与苏氏兄弟亲密无间关系迥然不同。对同为宰相,均推行变法的王安石与蔡京,作者仅将二人的饮食琐事进行对比,便知二人“心术”、境界有霄壤之别。但堪称千古名相,在思想、执政能力,修身律己等方面已达到极高境界的王安石,先后任相时间仅5年,为何蔡京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?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不具备蔡京的铁腕和变通能力。对于执政者来说,铁腕和变通能力理应具备,无所谓好坏之分,但字里行间暗含褒贬。蔡京与曾布同属新党,同列“奸臣传”,但两人气场强弱有别:“蔡京是巨浪,曾布是微澜;蔡京是沙尘暴,曾布是梅雨天的淅沥小雨。”(P148)同属兴化仙游蔡氏家族的蔡襄与蔡京,二人书法风格处于端雅与放逸两个极端,难论高下;但二人人格境界相差极大。经过将蔡京与相关联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后,一个“既奸又雄的复杂的‘圆形兼扁平人物’”(P401)蔡京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三、是传记,更似随笔

自古以来,经典的传记作品兼具忠实于历史与文采飞扬两种特性,例如《史记》就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陈歆耕认可《史记》是古代传记的经典文本,对现当代学人和作家,则最信服唐德刚所著《晚清七十年》《胡适口述实录》等:“其严谨的史实考证,再辅之以嬉笑怒骂、幽默谐谑、文采飞扬的文字,读起来痛快淋漓。”

毋庸置疑,《蔡京沉浮》是一部传记,因其完全具有传记文体的基本特征。之所以认为《蔡京沉浮》更似随笔,不仅因其语言风格亦庄亦谐,理性思辨,嬉笑怒骂,融为一体;更多的是这部传记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考。作为最自由的文学形式,随笔不仅是一种文体,更是一种独立思想的表达。因为无论是随笔开创者蒙田,还是培根、罗兰·巴特、鲁迅,随笔的自由之精神始终得以传承。陈歆耕既是历史文化随笔作家,又擅长非虚构写作。作者将二者的优势综合运用在《蔡京沉浮》的写作上,在文字上可谓生动活泼,与一本正经的传记体截然不同,不仅书中的目录过目难忘,其中的文字也充满机智和趣味。

如果说为龚自珍作传是出于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,是因为作者与传主之间有着共鸣,那么《蔡京沉浮》是作者理性与感性二者作用之下的结晶。辨析真实面目,以作人事借鉴,陈歆耕在《蔡京沉浮》中,借着写蔡京的官场人格的形成,“拿古人说事,借题发挥”,抒写了他自己关于读书、学问、人生、世道等的真知灼见,真正领悟了“文学即人学”的要义。兹略举例如下:

蔡京不愧为一流的书法家,他深谙手中笔墨何处该方,何处该圆,何处该先方后圆,何处该先圆后方,何处方圆兼济。他用笔看似随心所欲,却处处藏着不露的心机、锋芒、狡诈与智慧。可以柔软如羊毫,也可以刚硬似铁刷。(P197)

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弟曾布,“虽满腹经纶,但长期浸泡在官场中,在大势已去时,仍贪恋权位,有意或无意中往自己本就污浊的羽毛上,再泼一盆污水,不由得让人作千古一叹”,“更多的人,经过官场浸泡,已不知‘天良’为何物,或早已把‘天良’塞到裤裆里去了”。(P182)

如果将蔡京与蔡襄、范仲淹、王安石等稍加对比,“所谓官场智者,最基本的一条表现,应该是知进也知退。而只知进不知退者,必临深渊,其祸必至”。(P328)

对蔡京丧家之“犬”的比喻:“蔡京的官位再高、权力再大,拥有的珠宝文玩睡过的美姬再多,吃过喝过官家赏赐的美酒琼浆、珍肴佳味再丰盛,也终究是赵家的一条‘犬’”。(P330)

陈歆耕精通历史文化随笔创作,崇尚理性与批判精神,即使在传记《蔡京沉浮》中,也将此精神个性展示得淋漓尽致,在理性辨析和有感而发时,从不吝惜自己的情感,也毫不掩饰其主体性。如对蔡京的评价:“此人能力超强,惜乎心术不正”;认为南宋将“靖康之难”的灾祸推给蔡京等“六贼”,显然完全推卸了赵家应负的责任,官家和大臣各有其责。可谓直言不讳,一针见血,充满人生智慧。《蔡京沉浮》里的批判精神与激扬的文字,不同于一般的传记或历史文化散文,具有明显的随笔特征,是对五四以来鲁迅开创的现代随笔的继承。

陈歆耕对随笔也有自己的认识:“我对随笔文体的特征,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位,即‘评论性的叙事’。是评述与叙事的结合,叙事服从于评论,为观点提供支撑,而观点又必须生发于真实的事件和史实。其文风又不同于呆滞的论文,应尽可能活泼有趣、注入个人性情,即所谓随性是也。”作者在传记中画龙点睛,泼辣尖锐的评论,令读者印象深刻,但作者任何观点的得出,都有其依据,任何言论的发表,都有其来处。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,还特意附录了蔡京被称为“六贼之首”的原文。尽管有些文言晦涩难懂,但书中将之译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,以提供给不同层次的受众阅读。该传记虽有着浓厚的学术品味,但其叙述方式和语言并没有远离读者,是一部专业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人物传记。

本文首刊于《海峡文艺评论》2022年第4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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